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20日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研讨会上指出，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了“南京饿死女童案”等多起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热点事件，暴露出我国在未成年人的监护监督方面存在较大缺失。

　　据悉，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虽然有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条款，但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方芳介绍，本次对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的研究，就是希望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表示，民政部门在未成年人监护方面具有兜底责任。从2013年5月起，民政部就以现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制为基础，在江苏、河南、四川等20个地区启动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力求建立监测、预防、报告、转介、处置“五位一体”的联动反应机制，推动构建以家庭监护干预为核心的新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其中，制定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政策，建立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衔接机制，创新社会保护工作机制等将是工作的重点。

　　“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行政干预的核心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这样做不是为了剥夺亲权，而是通过为未成年人设置法律底线，对类似行为起到震慑作用。”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世峰说。

　　立法

　　刑法修正案涉未成年人条款或修改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是目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两部专门法律。此外，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劳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都对未成年人保护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

　　2011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完善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处罚的法律规定，进一步落实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和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新制度。

　　全国妇联协调处处长张彦红指出，我国立法比较强调亲属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但对监护人监护能力的规定却不甚明确，对公权力介入监护的举措规定得不具体，对有过错监护人的惩戒措施也缺乏可操作性。建议修改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

　　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刑法修正案有望在今年作出进一步修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条款，也有可能在这次修改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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